下文为《从“元城”到“元宇宙”》，郑兴著。摘自《文化研究（第49辑/2022年·夏）》，周宪任执行主编，陶东风任主编，周计武、胡疆锋任副主编

从“元城”到“元宇宙”

——以维利里奥的“速度”理论为视角

郑兴

“元宇宙”（metaverse）概念在近期引起热议，它被视为继PC网络、移动互联网之后的第三代信息技术。它旨在凭借各种软硬件技术（VR、AR等等）构建出一个自足的虚拟世界，但同时这一虚拟世界又能与现实世界充分融合、实时互动乃至相互形塑（比如虚拟世界中的货币可以按照比例在现实世界中兑换成真实的法定货币）。本文以法国哲学家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的“元城”（métacité/meta-city）概念比照“元宇宙”构想，借以指出，“元宇宙”想象并不是什么新概念，其种种要素早在近三十年前的“元城”概念中就已经被阐发，而假如“元宇宙”能实现，维利里奥针对“元城”的种种隐忧也同样适用于它。

一 “元城”：界限的消失

在1995年出版的《解放的速度》（La Vitesse de libération）一书中，维利里奥基于自身的“速度”视域正式提出了“元城”的概念。维利里奥认为，“速度”是考察城市变迁的关键维度，“速度”的变革实际上支配了城市空间建构的变化。传统城市，如果将其视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缘空间，早期的城门与港口，就是城市的拥有者控制城市内部和外部的交换和流通的闸口；道路，则是速度得以达成的脉络。因而可以说，传统城市的空间是围绕着城门、港口和道路而建立。尤其是在“速度”有限的情况下，城门和港口可以作为实存性的障碍，划分出一片稳定的区域，人们也就总体固定地在一个城市的内部工作、生活，城市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区隔是明显的。

但是，随着汽车、火车和飞机的诞生，高速运输方式使得人与物的流通速度得到极大提升。城市开始围绕着高速公路、车站和机场而运转，城市在空间维度上的“内—外”之隔也开始松动。当交通的速度提升时，人们就可以居住在外省或远郊，却能每天去巴黎抑或上海市中心的公司工作。进而言之，当通信速度再度提升时，当淘宝、微信和高速物流全面进入日常生活时，速度已然逼近“实时”。今天，人们“居家办公”更是没有障碍，而他们的公司大楼实际上可能远在几百公里以外。任何城市已经不可能通过一种实存性的障碍来把控速度，未来的城市将围绕着网络和通信的中心而建立。

传统城市是一种围绕着城门和港口而建立的“局域性的城市”（cité topique）。维利里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如果速度的进化还可以再进一步，城市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围绕着通信中心而建立的“远域性的城市”（cité télétopique）。在全球性的实时信息高速公路的联结之下，我们所面临的已经不是某一个城市的集中化或者趋于膨胀的问题，而是即将见证城市的“超集中化”，即全球范围内所有的重要城市都基于此种技术语境而联结成一体，这些城市的真实物理空间和领土空间的界限其实已不重要。

一种超出所有具体城市的、虚拟性的“元城”将由此诞生。这个“远域性”的“元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理中心，但是，所有的现实中的真实城市，无论它多么发达，无论是巴黎、纽约抑或是上海，都受这个“元城”的辖制，都只是它的一个郊区地带而已。“元城”并不是以“虚拟”的城市取消“真实”的城市，而是虚拟城市与真实城市的叠加与融合，它以同一种技术语境——绝对“速度”——将众多普通的城市整合于其中，因此是一种超出所有具体城市的“第三种城市”，我们可称这个“元城”为“世界之城”（la ville-monde）抑或“众城之城”（ville des villes）。

保罗•维利里奥（图源网络）

当前，“元宇宙”概念因其勾画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充分融合的可能性而广受追捧，而维利里奥已然指出，“元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界限”的消失。这里的界限消失不仅仅是指真实空间中的、地理上的“远”和“近”的界限消失了，更意味着速度的升级必将致力于消除所有可能的界限——物与物的界限、人与物的界限、人体肉身的内与外的界限、人体肉身与另一个肉身之间的界限、真实与虚拟的界限等等——不会再有任何界限留存下来，剩下的将仅仅是“数据的普遍抵达”，一切都将被数据穿透、联结和互动，都被整合进“元城”之中。如果现实世界的一切（包括物与人）都被数据整合，那么实体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融合也就是题中之义了。

这里仅举一例以作说明。维利里奥曾预言一种建基于“元城”、即将在未来普遍化的“网络性行为”。在虚拟社区中，一对伴侣可能会发生“虚拟性关系”，但与此同时，在现实世界中，经由联结身体的传感器、电子快感设备、远程脉冲装备和网络传输装备，两个人的身体层面也在发生“性”的互动。技术装置可以对人类真实的身体反应和情绪变化进行编码和解码，同时还可以制造肉体的快感。本来不相触及的身体，也能跨越真实空间的障碍完成“性行为”。这种“性”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很难简单论定。若指认它是真实的，二者的身体明明在真实空间里并不相近；若指认它是虚拟的，种种技术装置又使得双方实时呼应，更是同时制造了真实的身体的快感。在这里，维利里奥说，“远程在场”成了“远程-触感在场”，既因虚拟而“远程”，又因真实而有“触感”，“元城”的复杂性超越了“真实—虚拟”的二元对立，而这也正是所谓“元宇宙”概念的一个关键要素——从“传播”到“传感”。

当然，今天的“元宇宙”概念和维利里奥在近三十年前指出的“元城”概念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虽然维利里奥也设想了一些具体化的场景，但其“元城”概念仍偏于一种总体的设想，“元城”具体会通过什么样的技术物来支撑，技术形态呈现出何等面貌，维利里奥并没有为我们特别详细地勾画。而今天的“元宇宙”概念虽然还没有真正实现，但相比之下已然更为具体化，比如其明确指出VR、AR、5G乃至6G等技术趋势，以及可以接入游戏娱乐、电子商务等具体应用场景。不过，无论是维利里奥的更为抽象和总体的设想，还是“元宇宙”这样更为具体化的设想，其背后根本性的逻辑是一致的，此即打破所有可能的界限，使实时的速度“普遍抵达”，从而实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充分融合。

顺便提一下，为什么各大企业致力于提出或者追捧“元宇宙”？如维利里奥所说，“速度即权力”，对所有界限的打破的是“元城”中对速度的追求，也就是对权力的追求。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即是“竞速政治”的社会，人群中的“速度”分化早已存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的“速度结构”其实相互对应，能获取更快运输速度和信息传递速度的族群和个体就更有权力，反之，越是有权力，获取速度的能力也越是强于他人。比如在古希腊，在社会顶层的是大主教阶层，因为他们可以征用“三桨战船”；次一级的是骑兵阶层，他们可以征用战马；最底层的是自由民和奴隶，他们只能作为“战争机器”中的“代谢能量”的来源——划桨手。速度也决定了财富的积累，在中世纪的法国，雅克·科尔之所以成为法国首富，是因为他驯养了很多信鸽，这在当时是只有经营阶层才会有的特权，信鸽带来迅捷的信息，使得雅克在股票市场和商船贸易中获利惊人。

古希腊三桨战船（图源网络）

帮助古希腊取得地中海统治权的战舰，

但需要极高的人力成本才能实现其正常运行。

因此，要想让自身的权力无远弗届、无所不达，就得让自身的速度能力“无所不在”（omni-présence）和“普遍抵达”，如此才能实现一种最为终极的控制，照此看来，芯片巨头企业“英伟达”给新注册的“元宇宙”概念公司起名“Omniverse”绝非偶然，“omni”这一词根正透露了这类公司的真正的野心所在。在“元城”中速度急遽提升的背景下，所有的商业公司都必将有志于成为“无所不在的公司”，局限于某个具体的领域、某个具体的技术样态必将被淘汰。正因如此，只有极力追逐“元宇宙”，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公司，才能更好地拓展自身未来的商业帝国。

二 “元城”/“元宇宙”是解放还是束缚？

在“元宇宙”的想象中，未来人类还可以整合、简化所有技术操作手段，仅仅需要动动眼球和手指，就能对更多的远程对象和技术物施加控制，享受各种便利。但是，这样的“便利”到底是不是福音？如果“元城”乃至“元宇宙”意味着更多的技术进步，它会在多大程度上给未来的人类带来解放和自由？

其实，维利里奥早就指出，按照目前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未来的“元城”语境下，我们可能就是“终端-人”：人类全身将被连接上各种装置和设备，并被接入各种“界面”和传感装置，如摄像头、显示器、发射和接收装置等等——一切便都始于身体（发送），也终于身体（接收）。此时，人类的身体不过是充当传输和传感过程的一个“终端”而已。作为“终端-人”，我们所需要“动”的只是眼球和手指而已。只是，这种便利，未必真的就能带来“解放”。

维利里奥指出，如果“元城”在未来成为现实，城市内部政治机构和商业机构的“去本地化”特征会愈发明显，各式政治机构和商业机构将会顺应趋势，逐渐抛弃和远离“在地化”状态。维利里奥举例说，美国的商业巨头IBM公司对外出售总部大楼，因为他们自信，自己的公司已经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公司，不必再局限于具体的某个大楼之内，前述“英伟达”起名“Omniverse”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未来公司的存在将会走向既“不存在”而又“无所不在”的形态。

与此相对应，具体到个人，越来越多的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可能会从“定居性”走向“游牧性”。今后越来越多的“元城”居民将会在高铁上、飞机上和宾馆里办公（实际上这样的趋势现在已然可见），每一个企业或单位的员工都像是一个转包环节中的分销商，他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个体”（particulier），而只是一个“不存在”却“无所不在”的公司中的“虚拟分子”（particule virtuelle）。讽刺的是，今天有些公司自豪地声称，他们的员工充分享有“居家办公”的“自由”。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手段的进步使得部分工作不必固守于具体地点，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已有的技术手段，如移动网络、GPS、云系统等等（更不用说未来的“元宇宙”），已然可以全天候监控员工的状态，是否在公司办公其实对于公司管理员工来说并无实质性区别。

维利里奥指出，我们对所谓“技术便利”的追求本质上不过就是对于“速度”的追求。如果不把“速度”局限于一种实体性的物理位移，那么速度显然不仅经由高速的交通工具获得，而且在我们的电脑、电视、手机这样的新型视听媒介中臻于极致——一种无须任何时延的瞬间“抵达”。如果把人和动物的身体带来的速度称为“代谢载具”（依靠新陈代谢能量获得速度的交通工具），高铁、飞机则可以被视为“机械载具”，各种视听技术及其设备则是“视听载具”，声音和图像的“抵达”是一种“无须离开的抵达”，它比实体交通工具带来的“抵达”甚至更丰富和快速。

但是，速度本身即携带着暴力，如维利里奥所说，速度的施加即意味着暴力的释放，获取速度的同时其实也为速度暴力所裹挟，为其所控制，只不过这种控制以一种“便利”的表象隐蔽起来。以骑马为例，马的速度固然带来了迅捷，但同时也猝然将骑乘者与出发的地点、经过的地点相分离。每一次出发都是距离的拉开，也同样意味着一种“隔离”，骑乘者的身体与周遭环境不再直接接触，他丧失了丰富的“直接经验”，只是被挡在速度暴力的围墙之内。同样，诸如“远程办公”这样的“进步”可以减少甚至可以消灭通勤时间，看起来使员工摆脱了束缚，但这绝不是真正的解放，而只能是带来更深层次的控制。

基于这一视野，我们不得不对“元城”乃至“元宇宙”未来的城市工作抱以警惕：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高度的“移动性”和“遍在性”，只会让“工作”和“休息”之间的界限彻底消失，人们将永远为工作的阴影所笼罩。未来的生产和商业一定会奉行“正应其时且零库存”（flux tendus et stock zéro）的组织机制，它要求员工阶层必须具备“超级-反应性”（hyper-réactivité），工作指令随时随地都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而他们也别无选择，必须随时随地对下达的远程指令做出回应。

当下，微信等社交媒体深度介入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我们不得不服膺于维利里奥的预见性：社交媒体固然使人与人的联系更为便利，但同样也是因为有了基于社交媒体的“工作群”等功能，领导层可以更方便地在“群”中随时下达工作指令，下属也就只能立即执行，而不敢给自己留下任何缓冲和迁延的时间。

因此，“元宇宙”的所谓“真实”和“虚拟”两相融合的逻辑，其实并不是关于未来的技术想象，而恰恰就是我们社交媒体时代的现实。在和朋友在真实空间中聚会以后，你可以再发一张合照到“朋友圈”，让朋友们可以通过手机端重温这一瞬间，但你的领导也同样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给你布置真实世界中的工作。在今天，已经很难再轻易地把社交媒体构建的世界界定义为“虚假”的，也很难去简单指认，社交媒体中的联系“侵蚀”了我们在真实空间中的联系，反而让“真实生活”和“赛博生活”融合起来。因此，“元宇宙”所内含的真实和虚拟两相融合的逻辑实际上与今天的社交媒体并无二致，从这一点来看，“脸书”、腾讯这样的社交媒体公司带头鼓吹元宇宙概念，再合理不过了。那么，维利里奥的隐忧也就同样可以适用于“元宇宙”，不难想象，元宇宙对于未来人类施加控制的能力和程度相比于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不会更少，只会更多。

三 “元城”/“元宇宙”与未来政治

除了对“元城”可能施加的对人的控制感到不安，维利里奥进一步的隐忧是，未来城市的政治生态可能将因此而恶化。

维利里奥指出，“政治”（politique）的希腊语词根就是“城邦”（polis），这说明从城市建立的开始，政治和城市空间之间就已经密不可分。城市，就其起源来说，曾经意味着一种建立在共同地点之上的聚居。古希腊的城邦即是如此，它以其自身的广场、市集和论坛，提供了政治所能够发生的舞台：将一群人拉入同一个场所，聚合到一起，使他们彼此接近，进而辩论、反思，做出决断。这就是城市的政治。所谓的“公民”（citoyen），也就是在同一个实体空间中聚合在一起的人，也即所谓的“共同体”内的人群。共同体之内的不同公民之间之所以会相互认同，之所以会认为“我们是同一个城市的人”，也是源自于此。

因此，维利里奥指出，城市政治之所以发生，首先需要一个居民共同居留、切近相处的真实场所，一种地缘意义上的稳定空间。再者，政治的辩论和反思需要“时间”，瞬间性的反应往往是不可靠的。不同的人在真实的公共空间中聚集到一起，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巧合的是，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也曾针对同样的议题表达过类似的意见。鲍曼指出，要想促进人与人之间对彼此的了解，有赖于一种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意义上的“视野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此即认知视野的融合，具体来说就是生活经验积累过程中所描绘和扩展的视野。彼此了解所需要的“融合”或许只是共享经验的结果，而如果没有共享的空间，就很难想象共享经验。

但是，在“元城”乃至未来“元宇宙”的语境下，跨城市、跨国界乃至赛博空间中的交流必将越发频繁，以共同的稳定空间造就的聚集和交流却越发稀少，传统公共空间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越发下降，“政治”能够发生的现实环境形于消逝。曾经，人们通过公共空间（l’espace public）而聚集；如今，电视、电脑的流行正在让“公共空间”为“公共图像（l’image publique）所取代，电视、电脑和手机的屏幕成了所有公共意见的“广场”。由共同在场的人所构成的社群正趋于解体，不在场的人反而借助于多媒体或者网络而相互联结。如果传统的政治是一种以他人的实在在场的“直接性”为基础的地缘政治，那么未来的政治——无论是在“元城”还是在“元宇宙”——将会是一种建立在时间“瞬间性”的基础上的“元城政治”。

在“元城政治”的语境下，实时媒介的联结（无论是电视还是互联网）使我们在政治上产生了一种齐泽克所说的“相互被动性”（interpassivity）。媒体作为一种中介，已经“替代”我们自己在政治上完成了感受和思考。人们开始讽刺性地实现了尼采的箴言——爱“远方人”而不爱“邻人”。我们和身边的亲友越来越难以沟通，反而和“远方人”无话不说。与此同时，我们突然对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产生了极大的同情，我们也可能对一个毫不相干的对象产生了厌恶。“现场直播”的媒介制造出的“共情”的强度可能要远远大于文字滞后的、间接性的描述。

限于写作的年代，维利里奥没能直接描述今日的移动网络，但他已经预见到，实时的媒介不但可以制造“共情”幻觉，更可以制造一种“集体参与”的幻觉。今日，经由移动互联网的瞬间传播，这种“集体参与”已经成为普遍现实。移动互联网不但延续了电视的情感层面的“共情”，更是介入众多网友的行为层面——手机应用中的“点赞”和“转发”，不但使得这种伪“共情”的情感强度加倍，而且还制造出一种“集体参与”幻觉：“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仿佛也成了集体活动中的一分子。

当更多的人通过“远程在场”而非“真实在场”构建了联结时，维利里奥却坚信，这并不会带来政治的进步。他认为，在“实时”传播的情况下，不会有真正的“政治”。因为政治需要“时间”，需要反思的时间，也需要拉开距离。在“实时”传播面前，人们是没有实质性的“公共意见”的，有的只能是“公共情绪”。今天，人们在看电视抑或是使用手机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完成投票了。人们不会再有时间去“反思”，因为在“实时传输”的压倒性力量面前，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机构，根本没有时间去反思，能做的只能是瞬间的反应和即时的回应。任何的议题，一旦在大众媒介的范围内引起了“公共情绪”的共振，议题的探讨空间就已经走向了终结，将不再有任何回旋和讨论的余地。当代政治现实中，实例已经屡见不鲜。在叙利亚难民危机中，一张叙利亚男孩的凄苦照片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激起了网友一致的同情，欧洲政府引渡难民的选择也就必然成行。但是，这一决定引起的一系列负面后果，仍然在后来的几年里激起了争议。

维利里奥对于“元城政治”的警惕，从根本上而言就是警惕“速度”对于政治生态的扭曲。对他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无法离开共享的真实空间。在元城乃至元宇宙的状态下，“实时”传播无所不在，主导着人类的交往，“实时速度”无限扩张，将使真实空间趋于废弃，成为一种濒临消亡的“临界空间”，未来的“时间”也会成为一种没有“时延”（durée）的时间，这种“实时”毁灭了公民的“反思”所需要的时间间隔，而代之以一种集体“反应”，如此这般，政治生态将越来越恶化。在不久的未来，元宇宙如果成为现实，人类“远程共处”必将更为常态化，如果维利里奥的隐忧已然适用于今天，那么也一样会适用于未来的“元宇宙”。

结语

本文以维利里奥在将近三十年前针对“元城”的设想和忧思对比了当下热捧的“元宇宙”概念，既是对于“元宇宙”性质的重新认识，也是借维利里奥的理论尝试对流行的概念予以反拨。维利里奥天才般地为我们预言了未来可能的“元城”状态，而“元城”又和“元宇宙”的构想有着种种共通之处，从这一点来说，维利里奥对“元城”的忧思也同样可以被我们用以反思“元宇宙”。当然，这样的困境或许并非完全无解，针对这一点，鲍曼的论述能够给予我们启发，不妨作为应对策略的一种：对于现实中的城市空间的设计者来说，可以尽可能增加更多的开放式、诱人且宾至如归的公共空间，让所有类型的都市居民能够前往、经常前往、乐意前往，并与人共享。